儒家思惟中的修身之道
作者：唐明燕
來源：《光亮日報》
時間：孔子二五七五年歲次甲辰四月十一日壬午
耶穌2024年5月18日
孔子既是儒學創始人，也是傳統文明的繼承者，這里所說的“傳統文明”指的是孔子視角下的夏商周三代禮樂文明。孔子把夏商周三代禮樂文明所蘊含的品德元素突顯出來，開創了儒家學派。在現代儒家思惟中，有沒有品德是人與禽獸的最基礎區別，品德踐履程度的高下是正人與君子的分水嶺。孟子說包養心得“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孟子·離婁下》），人與禽獸的差別僅“幾希”。關于這“幾希”，荀子的見解是：“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短期包養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全國貴也。”（《荀子·王制》）人與禽獸比擬也無非就是多了一個“義”，所謂“義”就是了解本身該干什么、不該干什么，屬于品德觀念范疇。正因為儒家把人看作是品德性的存在，所以他們主張“以德修身”。
儒家對品德修養很有信念，在現代儒家視野中，品德修養這件工作完整取決于個體的選擇，《孟子·告子下》有云：“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罷了矣。包養留言板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罷了矣。”也恰是在這個意義上，儒家提出了“為仁由己”“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觀點。雖然提出了“人皆可以為堯舜”的觀點，但這短期包養也只是預示著人晉陞品德境界的能夠性，若要把能夠性變成現實性，還需求扎扎實實的盡力。為此，儒家建構了一套細致、系統的品德修養方式。在這里，我從中擇取一些仍有較強現實意義的要點為大師作一番講解。
重視思慮和反思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論語·衛靈公》）孔子說，一個人假如不了解經常問問本身“該怎么辦啊，該怎么辦啊”，他也不了解該拿這樣的人“怎么辦”了。因為，一個人能夠問出“如之何，如之何”，即說明他對本身是有反思的，他在謀求衝破和改變，而這恰是一個人成長進步的動力。反之，假如一個人問不出“如之何”，則說明他缺少這種自我成長的動力，而對于缺少自我成長動力的人，孔子也不了解該怎樣往引導教導他了。
在儒家包養價格ptt看來，思慮和反思是晉陞品德修養和精力境界的主要方法，那么，具體應該往哪些標的目的往思慮和反思呢？
在《論語》中，曾子和孔子都做了提醒。曾子提到了“三省”：“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伴侶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論語·學而》）“三省”意為屢次省檢，曾子屢次省檢的內容是：為別人幹事的時候，有沒有做到盡心盡力？與伴侶來往的時候，有沒有做到誠實取信？老師教的為人處世的事理，本身有沒有往“習”？這里的“習”指的不是簡單的復習，而是指實習、練習、演習，即落實到實踐中往。孔子則講到了“九思”：“正人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論語·季氏》）看東西的時候，要想想本身能否看明白了；聽問題的時候，要問問本身能否聽清楚了；待人接物的時候，要檢查本身有沒有做到臉色溫和、容貌恭順；說話的時候，要想想本身所說的話能否確實靠得住；幹事情的時候，要問問本身能否做到了嚴肅認真；碰著疑問的時候，要反思本身有沒有往尋求真諦；發怒的時候，要考慮后果；獲得好處的時候，要檢查本身能否該得。
人在思慮和反思的過程中，很能夠會發現本身有做錯的處所。畢竟我們每個人都存在局限，例如原生家庭的局限、成長經歷的局限、知識結構的局限、性情脾氣的局限等。我們帶著這些局限往想問題、幹事情，最后出現過掉也缺乏為奇，所以才有了“人非圣賢，孰能無過”這樣的說法。做錯了很正常，了解及時矯正就可以了，正如孔子所言，“過，則勿憚改”（《論語·學而》），“過而不改，是謂過矣”（《論語·衛靈公》），了解本身做錯了卻不矯正，才是真正的過錯。
既然現代儒家思惟重視思慮和反思，那么，我們日常生涯中常講的“三思而后行”，儒家能否認可呢？能夠有人會給出確定的答覆，但實際上，現代儒家對此是持反對態度的。據《論語·公冶長》記載，季文子這個包養違法人“三思而后行”，孔子聽說季文子的行事風格之后，點評了一句：“再，斯可矣。”這句話的意思是，為什么要想那么多呢，想兩次就可以了。孔子之所以反對“三思而后行”，是因為“三思而后行”至多會產生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假如對過往的工作思慮過多，那么便不難困于過往而難以自拔，導致無法開展包養意思新的生涯或事業；另一方面，假如對即將要做的工作思慮過多，那么便不難形成行動上的優柔寡斷。
重視環境的影響
《孟子·滕文公下》包養合約記載了孟子和戴不勝之間的一段對話。孟子問戴不勝：楚國有一個年夜夫，想教本身的孩子說齊國話，他應該往找一位齊國人來教呢，還是往找一位楚國人來教？戴不勝答覆說，當然是找一位齊國人來教。孟子接下來說“一齊人傅之，眾楚人咻之”，一個齊國人在那里教這個小孩說齊國話，一群楚國人在旁邊起哄，“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成得矣”，即便天天責打這個小孩催促他說齊國話，他也是學不會的；反之，“引而置之莊岳之閑數年”，莊、岳指的是當時齊國國都臨包養網站淄兩條最忙碌的街道——莊街和岳里，假如把這個小孩帶往莊街和岳里待上幾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成得矣”，即使天天往責打這個小孩逼他再說回楚國話，也是無法做到了。孟子以此故事，闡述了儒學視野下環境對人天生長的意義。
關于環境的主要性，《荀子·勸學》也舉了一系列例子予以說明：南邊有一種名為蒙鳩的鳥，這種鳥用本身的羽毛做巢、用本身的發絲把巢拴起來，并“系之葦苕”，結果“風至苕折，卵破子逝世”，之所以出現這種悲慘的結局，并非因為鳥巢不堅固，而是因為把鳥巢系錯了處所；東方有一種名為“射干”的樹，這種樹才四寸長，可是因為“生于包養sd平地之上”，也獲得了“臨百仞之淵”的視野，這不是因為它自己長得高，而是因為它生長對了處所；蘭槐的最基礎來是可以做噴鼻料的，可是假如把它泡進污濁的液體中，大師也都會離它遠遠的，“正人不近，庶人不服”，這并非因為蘭槐的根變質發臭，而是因為周圍的環境淨化了它。通過這些例子，荀子給出了一個忠言：“正人居必擇鄉，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也。”正人以及有志于成為正人的人，應該待在本身該待的處所，結交值得結交的人，這樣才可以離中正之道更近一些。
知行合一
《論語》開篇即講“學而時習之”，“學”是獲得“知”的主要途徑。現代儒家重視學習動機，并根據學習動機的分歧，將“學”分為兩種：“正人之學”和“君子之學”。
關于二者之間的區別，《荀子·勸學》作了界定：“正人之學也，進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正人之學”指的是人用耳朵聽到后，心上就顯現出來，然后就從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中體現出來；“君子之學也，進乎耳，出乎包養平台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君子之學”則是指人用耳朵聽見了、通過口中賣弄出來，但是，口耳之間只要四寸長，指看通過這“四寸長”讓整體人格獲得晉陞、醜化，那是不成能的。現代儒家倡導“正人之學”，反對“君子之學”。儒家認為，一個人通過學習獲得的品德理念，假如不克不及內化于心中并外化為行為，那么縱使他學到的東西再多、學得的內容再好，也是沒有興趣義的。
什么時候才可以將學習告一段落呢？那就是將所學落實到實踐中往，即“學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儒家之所以強調“知行合一”，是因為現代儒家教給人的重要內容并非書本上的知識，而是做人幹事的事理。這些做人幹事的事理，只要通過落實到實踐中往才有興趣義。正如宋代年夜儒程頤在點評若何讀《論語》時所言：“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后又只是此等人，即是不曾讀。”（《四書章句集注》）
在牴觸沖突中彰顯品德境界
對于年夜多數人來說，在波瀾不驚的日常生涯中踐行品德規范或許并不是特別的難事，而在遭受牴觸沖突時，仍然能夠堅持內心的操守，才幹真正彰顯品德境界。在此我向大師介紹儒家對兩種常見人生沖突的應對之道。
面對義與利的沖突，現代儒家的態度毫無疑問是“重義輕利”，例如，孔子講過“正人喻于義，君子喻于利”（《論語·里仁》）。不過需求留意的是，現代儒家思惟中的“重義輕利”，是以義、利發生沖突為條件的。假如條件發生變化，義、利之間不沖突，儒家思惟則對獲得好處持認可的態度。孔子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孔子認為包養平台，當國家政治清明之際，一個人始終窮困潦倒，這是恥辱的；反之，當國家暗中無道之際，一個人卻能富貴發達，這也是恥辱的。可見，孔子對于“重義輕利”的關注點不在貧窮或許富貴自己，而在于因何而貧賤、因何而富貴。對此，孟子也有類似的見解，據《孟子·公孫丑下》記載，孟子的學生公孫丑問孟子“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孟子明確答覆說“非也”。在孟子看來，假如不合適道義，哪怕是一頓飯也不應接收；而假如合適道義，舜受堯所禪讓的全國也可以接收，“非其道，則一簞食不成受于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全國，不以為泰”（《孟子·滕文公下》）。總之，“窮不掉義，達不離道”（《孟子·盡心上》），“畏患包養平台而不避義逝世，欲利而不為所非”（《荀子·不茍》），以“義”為旨歸，將“利”統一到“義”的旗幟下，這是現代儒家處理義利關系的基礎包養網單次價值取向。
除了義利沖突之外，現代儒家也關注人的內心期許與外界評價之間的沖突。
《論語》開篇即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正人乎？”“有朋自遠方來”確實是一件讓人開心的工作，說明有人認可本身、有情投意合的人。可是假如沒有呢？孔子認為，依然應該做到“人不知，而不慍”（《論語·學而》），即別人不睬解“我”，“我”卻不惱怒。此言并非孔子不在不測界評價，他曾經說：“正人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論語·衛靈公》）即正人最擔心的就是終其平生也未能獲得為后世所稱道的名聲包養甜心網。既然這般，為何孔子還能提出“人不知而不慍”的觀點呢？因為孔子所尋求的并非一時之名聲，而是基于個人真實價值的長遠的社會評價。對此，孔子有信念，孔子認為假如一個人的素質足夠優秀，那包養網VIP么被外界清楚、認可是遲早的事。例如，孔子曾講：“犁牛之子骍且角，雖欲勿用，山水其舍諸？”（《論語·雍也》）這句話中的“犁牛之子”，指的是耕地的牛包養網心得所生的小牛，小牛盡管出生并不高貴，可是本身素質卻很是好，長著紅色的毛、整齊的角。孔子認為，即便有人因為小牛的出生并不高貴而不想用它祭奠山水之神，包養app可是山水之神難道會舍棄它嗎？弦外之音是這頭小牛本身素質這般出眾，山水之神是不會舍棄它的。基于這樣的認知，孔子把對外界評價的關注轉化為對本身素質的關注，孔子說：“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論語·里仁》）即人無須擔心本身沒有職位，而應該擔心本身的才幹能否配得上這個職位；無須擔心別人不清楚、不認可本身，而應該往尋求獲得值得別人認可的本領。
現代儒家重視外界甜心寶貝包養網評價，但又不執著于外界評價。儒家前賢認識到，外界評價盡管很包養故事主要，但終歸也只是一種“說法”，這種說法未必客觀，“有不虞之譽，有責備之毀”（《孟子·離婁上》）。孟子講“我四十不動心”（《孟子·公孫丑上》），包養一個月“不動心”指的是內心擁有定力，不因外界毀譽而遭到干擾，“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孟子·盡心上》），無論別人能否認可，都能做到自得其樂。“失意包養甜心網，澤加于平易近；不失意，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全國”（《孟子·盡心上》），假如獲得了認可、獲得了包養女人發揮抱負的機會，那就帶領更多人往尋求仁義，假如得不到認可、沒有發揮才華的機會，那就做好本身。這恰是儒家思惟的可貴之處。
對于本身實際情況與外界評價之間的關系，現代儒家有甦醒的認識。例如，荀子說：“士正人之所能不克不及為：正人能為可貴，不克不及使人必貴己；能為可托，不克不及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克不及使人必用己。故正人恥不修，不恥見污；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克不及，不恥不見用。”（《荀子·非十二子》）在這段話中，荀子對正人能掌控的工作和不克不及掌控的工作作了區分：士正人能值得別人尊敬，可是卻沒有辦法請求別人必定尊敬本身；士正人能值得別人信賴，包養網評價可是卻沒有辦法請求別人必定信賴本身；士正人能值得君主任用，可是卻沒有辦法請求君主必定任用本身。正人以本身修養不夠為羞恥，不以被人欺侮為羞恥；正人以不值得別人信賴為羞恥，不以不被別人信包養感情賴為羞恥；正人以本身沒有才能為羞恥，不以不被任用為羞恥。不被榮譽所誘惑，不因誹謗而恐懼，堅持做本身該做的工作，這就是真正的正人。“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成必也”（《荀子·議兵》），幹事做到無悔就夠了，至于最終結果若何、外界能否認可，就不用過于苛求了。
以上觀點代表了儒家面對外界評價時的基礎價值取向，其既積極進取、務實感性，又豁達通透，可謂中華傳統文明中的優秀理念。
“中庸”的品德選sd包養擇戰略
年夜千世界千變萬化，新事物、新狀況層出不窮，當面臨品德選擇的兩難之境時，儒學的處理戰略是“不偏不倚”。
“中庸”在現在人們的懂得中，往往被視為折衷主義、不講原則、不走極端。“中庸”之所以遭到這種誤讀，我認為能夠與孔子對“中庸”的一個表述有關——孔子曾說“執其兩端，用此中于平易近”（《禮記·中庸》）。可是，此處的“中”并非“中間”包養甜心之“中”，而是“恰到好處”之意。朱熹對“執兩用中”的注解是“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年夜厚薄之類”（《中庸章句集注》）,“當厚而厚，即厚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薄上是中”（《朱子語類》）。
為了達成恰到好處的中庸境界，儒家思惟認為須把握為人處世的精華——時中，“時”可以引申為“機遇”“時機”等意，“時中”意味著人要根據不斷變化的客觀情況靈活處理問題、審時度勢，相“時”而動、隨“時”而中，防止機械化和教條化。孔子曾把本身同伯夷、伊尹、柳下惠等逸平易近作比較，這些人都是在當時的社會佈景下獲得大師廣泛認可的、品性高潔之人。孔子認為本身和這些人紛歧樣，他說：“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成。”（《論語·微子》）對于孔子的這一自我評價，孟子評論說：“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年夜成。”（《孟子·萬章下》）孟子認為孔子最為高超，因為孔子做到了“無可無不成”，堪稱圣人中的識時務者。“無可無不成”并非隨心所欲、不講原則，而是始終以不變的道義作參照和支撐，即“義之與比”。
《論語·先進》記載了一段孔子與學生的對話，可作為孔子“無可無不成”可是又“義之與比”的典範例證：子路問孔子：“聽到一件合于義理的事，就立即往做嗎？”孔子答覆說：“父親和兄長還健在，怎能不先請教他們就往做呢？”過了一段時間，冉有又問了孔子同樣的問題，結果孔子答覆說，立即往做吧。在孔子答覆這兩位學生時，別的一位學生公西華一向都在近側。于是公西華很迷惑，不清楚為什么前后面對同樣的問題時孔子卻給出了分歧的謎底。孔子解釋說：“冉有性情優柔寡斷，所以我要鼓勵一下他；而子路行事魯莽，所以我就節制一下他。”針對分歧特點的學生，孔子給出了統一問題的分歧謎底，這就是孔子提出的“無可無不成”，這個“無可無不成”背后有始終堅守的原則，那就是要給學生最佳指導。可見，儒家的“時中”雖然倡導靈活變通，但絕不是支撐人往當墻頭草。
“時中”的過程，用儒家思惟中的另一概念來表述就是“權”的過程，“權”即權變、權衡。各種品德規范有輕重緩急之分，有時還會產生沖突，這時必須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權衡和選擇。《孟子·離婁上》記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淳于髡問孟子“男女授受不親”能否是“禮”的請求，孟子給出了確定的答覆，淳于髡接著問“嫂溺，包養一個月價錢則援之以手乎？”孟子說：“嫂溺不援，是虎豹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認為，在“嫂溺”的求助緊急時刻，必須對“男女授受不親”做出權變，假如為了抱守“禮”而見逝世不救，那么雖然概況上維護了“禮”，但實際上卻背離了“禮”的實質即“仁義”。
總之，儒家思惟中的“中庸”，以客觀事物的復雜性、多樣性和多變性為基礎，它體現的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的理念，這是中華前賢的辯證思維，閃耀著感性認知的光輝。
（唐明燕復旦年夜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討員，尼山世界儒學中間孟子研討院特聘專家，長期從包養網單次事中華優秀傳統文明方面的研討，掌管教導部人文社會科包養站長學重點研討基地嚴重項目、國家社科基金、上海市社科基金等多項課題；掌管建設的課程“中華優秀傳統文明”進選國家級一流本科課程；掌管建設的課程“先秦儒家哲學六講”進選國家級精品視頻公開課。本講座文稿系包養金額“深刻領會‘第二個結合’”理論宣講內容節錄）
責任編輯：近復